电话搁下才几分钟，秘书回报：“洛杉矶总领事马旒真。”李先念点头，旋即提笔写信，语速不快，却句句带着分量。他要马旒真准备接机、安排住处、每日探望，不得怠慢。落款处的字迹稍粗，像是把一腔忧虑都压进纸端。
消息虽然突然，缘由却并不复杂。两年前，杨尚奎病逝，水静独自守着一间空房，精神状态急转直下。老朋友们都看在眼里，李先念更无法袖手旁观。他清楚，去看看远在美国的女儿，也许是水静重新收拾心绪的唯一出口。正因如此，他才在深夜电话响起时瞬间警觉：安排周到，才配得上一段三十余年的患难情义。
时间往前拉回到1928年。那个秋日，地主武装的封锁还没散去，二十一岁的杨尚奎在荷枪实弹的追击声里选择了革命。从此，他与李先念在战火与饥饿间多次并肩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时，红军困守山谷，子弹所剩无几。上级来电要求留下游击骨干，杨尚奎的回答只有八个字：“人在阵地，寸土不弃。”李先念当场拍案，“这种硬骨头，最靠得住。”
抗战结束后，两人又先后被派往东北。前线打得激烈后方断粮严重，杨尚奎连夜用骡车送来最后一批小米，李先念掰开粗布口袋才发现上层已被汗水浸湿。那晚，他拍拍老战友肩膀：“命是粮食保住的。”两人对视一笑，这份信任自此不需多言。
水静的名字第一次闯进李先念的世界，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。会议休息时，毛主席瞧见她，随口玩笑：“水怎能静？”水静不卑不亢，轻声回道：“相对条件不同，水也会凝滞。”不经意的辩证回答，引得主席开怀。李先念在旁侧耳，暗暗琢磨：这位女同志不简单。
不久，水静受组织委派到后勤部门。物资调配、医药接济，她样样不拉下。一次寒夜，她提着药箱跑遍了三座山头，给前线送去最后几瓶青霉素。等她跌坐在火堆旁，杨尚奎递给她一碗热粥，两人四目相对，那段缠绵的战地情缘悄然生根。
1960年，水静与李先念夫人林佳楣在一次家属联谊上初次相见。没几句话，两人已约定改天做客。此后，每逢周末，两家厨房常常热气腾腾，豆豉鲇鱼、腊味糯米鸡轮番上桌。战友之外，一种近乎亲戚的情分慢慢成型。
然而，战场之外的疾病才是真正冷酷。1986年7月，杨尚奎病逝。讣告送到李先念案头时，他久久无言。出殡那天，北京阴雨，水静在灵车旁晃了两下险些倒下。李先念赶忙伸手扶稳，紧抿的嘴角透露出深深无力感。送别结束，他说：“到北戴河走走，海风能把哀思吹散些。”林佳楣随即安排疗养细节，从饮食到寝具都打点妥帖。
北戴河的日子，海浪声不一定能冲淡哀痛，但至少让水静的目光再次亮了一分。她常在黄昏把椅子搬到礁石上，看潮水淹没脚背，再慢慢退去。有一次，李先念路过，拍拍椅背，用低沉的声线提醒：“潮急，别坐太低。”水静轻轻应了一声，算是答谢。
疗养期满，水静仍难掩寂寞。朋友们便劝：“你闺女来信几次了，去看看吧，换个环境才好。”一纸出境手续办到1988年春天，这才有了李先念深夜查领事的那通电话。对于外事程序，他当然熟悉，但对朋友的牵挂，他更亲历亲为。他了解海外突发状况多，一旦照应不周，水静脆弱的情绪难保稳当。
洛杉矶机场的玻璃门外，马旒真提前两小时等候。与之同行的领馆工作人员手持鲜花和简短欢迎词。飞机落地十五分钟后，水静在中方通道被接出，住进领事馆旁的公寓。安顿好，马旒真立刻致电北京：“任务完成，水静情况稳定。”电话那端李先念只回一句：“劳您费心。”
异国冰箱里，米面酱醋一应俱全，厨房角落还摆了几包中国茶。夜里，她拨号回国，电话只响一声即被接起。她低声道：“李主席，多谢。”话音带颤，却没有再哭。电话那头沉默几秒，只传来一句：“安心住下，好好看看孩子。”
几周后，水静状态明显好转。她陪女儿逛超市、坐轻轨、参观图书馆，偶尔也会去中国城买豆瓣酱，仿佛找回了从前忙碌而充实的节奏。那年夏末，她写信回京：“长久悲痛已渐远，余生努力平稳。”信封落款并无煽情字句，却夹着一片干枫叶，寓意不言而喻。
倘若追问李先念为何对水静这般上心，答案其实朴素：同生死、共患难、历风雨。冷兵器时代说“刀口舔血”，现代枪炮更甚，他们在最危险的年月里交换过生命的哨位。人走到晚年，薪火式的友谊就像暗夜灯塔，不能灭。
1992年春，李先念身体抱恙，住院检查。林佳楣悄悄把一封信放到床头，那正是水静从美国寄回的新年贺卡，封面写着“健康”两字。李先念捻信，并未拆开，只将它放在胸前压了压，随后合眼休息，没有再说话。
多年以后，水静在回忆录里只用两行笔迹描述1988年的那个决定：“李主席闻讯即动，关怀备至。我虽远在海外，却如同置身故土。”简短，却足够说明，坚固的友情不靠繁复辞藻，而由一次又一次的挺身而出铸就。
自此，一封电报、一道指令、一封加急信，串联起几十年战友情深。1988年那道“查一查领事是谁”的简短命令，成了李先念与水静之间最后一次并肩作战，只不过这回守护的不是阵地，而是一位老同志的后半生安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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