云南炒股配资欧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更为渐进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刘知趣，作者：刘知趣，头图来自：AI生成

2023年，Netflix上线的韩剧《黑暗荣耀》爆火，讲述了一名校园暴力受害者多年以后精心策划复仇的故事。剧情之外，更令观众深思的，是其背后所暗藏的社会情绪，压抑、隐忍，以及长期积累的愤怒。

而在日本，NHK镜头下的多部纪录片，揭示了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困境：大量非正式雇员与中年女性在就业歧视、育儿重负与社会保障缺位的夹缝中艰难维生；与此同时，许多老年人即便一生努力工作，在养老金微薄、医疗支出高昂的现实下，仍然难逃“老后破产”的命运。

这些日韩的文化作品，无论风格如何迥异，似乎都在共同指向同一种社会状态：“努力就能成功”的叙事正在失效。个体在庞大的社会结构中深深的无力感。年轻人面对高房价、职场内卷、高昂育儿成本时的退缩与迷茫，以及传统家庭观念与现代生存压力之间的剧烈撕裂。

东亚似乎正走在同一条发展路径上，一条表面繁荣、内里焦虑的现代性之路。

一、压缩式的现代化发展

东亚三国的发展，有一个共同的底色，那就是“压缩式现代化”。

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韩国社会学家韩相震提出，后来被广泛用于分析后发国家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，集中完成工业化、城市化、教育普及和社会结构转型（中产崛起）的过程。日本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实现了经济腾飞，韩国在1960年代至1990年代创造了“汉江奇迹”，中国则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启了持续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，2010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
相比之下，欧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更为渐进。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中期，社会有充足的时间逐步建立劳工制度、福利体系以及工会力量。美国19世纪末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，但直到1930年代“新政”时期才构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。

简单来说，欧美社会的“软件”——制度、文化、心理，有足够的时间匹配经济与技术这些“硬件”的发展。

而东亚三国，走的是“先上车，后补票”的路径。经济一路狂奔，但社会保障与调节机制相对滞后。

日本在1980年代形成了“终身雇佣制”与“年功序列制”，虽然稳定了战后秩序，却也导致了职场僵化以及性别不平等。韩国在朴正熙时代推行出口导向战略，催生了三星、现代等大财阀，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持续压缩。中国依靠“土地财政+制造业出口”实现了经济增长，但在大城市，房价收入比持续攀升，地方债务压力不断加大。

劳动保障的差距尤为明显。日本早在1987年就将“过劳死”（Karoshi）正式认定为工伤，此后政府多次修订《劳动基准法》。但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2年统计，全年仍有超过2000人因为过劳申请工伤赔偿。

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，2023年15–29岁的青年失业率为7.3%，非正式就业占比超过33%。曾被称为“三抛世代”（抛弃恋爱、结婚、生育）的韩国青年，如今已经演变成了“五抛世代”（再抛弃住房和人际关系）。

在中国，年轻一代在一趟高速的列车上喘不过气，正流行起“躺平”“45度人生”，在卷不动和逃不掉之间反复横跳。

反观欧美，尽管也存在着贫富差距与青年焦虑，但社会安全网更为厚实。以德国为例，政府为失业青年提供了大量的职业培训、实习补贴和住房支持，2023年青年失业率稳定在了5.8%。

北欧国家更是通过高税收高福利，将生育、教育、医疗成本社会化，降低个体压力。瑞典法律规定父母共享480天带薪育儿假，2023年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.71，远高于东亚水平。

这种“压缩式”发展还带来另一个独特的现象：代际期望的错位。

在日本，泡沫经济时期成长起来的父母普遍相信“努力就有回报”，他们将这一套信念传递给了子女。但当年轻人步入职场，却遭遇了终身雇佣制瓦解、非正式雇佣增加、房价高企、晋升缓慢，“奋斗叙事”崩塌，这种“预期落差”引发了强烈的心理失衡，让许多年轻人陷入了价值感的虚无。

欧美社会对“成功”的定义则更为多元。美国虽然也强调“美国梦”，但也接纳“平凡的人生”。一个人可以当蓝领、开小店、住郊区，只要生活稳定，就不会被认为是失败。

很多国家甚至将“不工作”视为一种生活方式，比如西班牙的慢生活文化、意大利的“dolce far niente”（无所事事的甜蜜）。

二、儒家文化圈的制度惯性

东亚三国还共享一个深层次的文化基因：儒家传统。

这一体系强调孝道、勤勉、秩序与集体责任，曾在工业化初期提供了强大的动员能力。但当经济增速放缓时，这套逻辑便转化为了个体的压力。

在欧美国家，个人价值更多是由自我实现来定义。一个人可以选择不婚、不育、不买房，只要活得自在，社会不会过度评判。但在东亚社会，“成家立业”常常被视为人生必经的仪式，否则就是“失败者”。

这种观念，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反复出现。日剧《逃避虽可耻但有用》里，女主角选择“契约婚姻”，表面看是女性自主，实则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妥协；韩剧《我的解放日志》里，三兄妹在首尔打拼失败后返乡，却被邻里视为是“没出息”。

“孝道”文化也带来了经济与情感的双重负担。在东亚，父母通常要为女承担买房首付、结婚、子女教育等巨额支出。这种代际转移支付不计入GDP，却是中产生活的重要支柱。而子女则要背负起“出人头地”“光宗耀祖”的家族期待，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家庭契约。

这种模式在经济上升期尚可维系，但在下行期极易崩盘。当房价达到一个家庭年收入的六七倍（首尔甚至达到17倍）、青年失业率攀升、生育成本动辄百万，系统便很难继续维持下去。

欧美的代际关系更为松散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，只有约20%的年轻人在购房时获得了父母的资助。欧洲的许多国家，子女成年后与父母关系更像是朋友，而非责任的绑定。法国甚至“父母不帮买房”被视为独立的象征。

此外，“面子文化”也在进一步加剧内卷。东亚的成功是被高度符号化的，住在哪儿、开什么车、孩子上什么学校……都会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尺。于是，哪怕收入有限、身心俱疲，表面也要“撑住”。

欧美社会虽然也有阶层分化，但对“低调生活”的包容度更高。德国甚至存在着“隐形富豪”的文化，富人故意穿旧衣服、开小破车，避免被征更高的税。

除此之外，儒家文化还塑造了独特的“集体主义”心理。日韩职场强调“团队精神”“服从上级”，个人意见常常被压制；在中国，“合群”“懂事”是非常重要的品质，否则很容易遭受到排斥。

这种文化在工业化时代有助于效率的提升，但在知识经济时代，却很可能抑制创新和个性化发展。相比之下，欧美更鼓励批判性思维、个人表达和试错精神，这一点也在硅谷的创业文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三、发展优先大于保障优先

中日韩的另一个共性，是国家长期奉行“发展主义”逻辑：经济增长是最高目标，社会政策要服务于经济效率。

日本在战后通过“增长第一”的战略实现了复兴；韩国在1960~1980年代推行“五年计划”，将资源集中于重化工业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，GDP增速长期作为地方政府的核心考核指标。

在这样的大框架下，个体被视为是“发展单元”，需要努力工作、买房消费、结婚生子，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扩大内需、稳定社会。但当个体陷入困境时，公共支持又往往滞后。

以生育政策为例：日本从1994年推出了“天使计划”，30年累计投入50万亿日元，但2023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.20；2023年，韩国生育率已经降到了0.72，全球最低，政府提供每个孩子最高1亿韩元的补贴，然而收效甚微。中国2021年放开三孩，多地推出了育儿补贴，但“生得起、养不起”仍是普遍焦虑。

联合国《世界人口展望2024》数据显示，东亚三国生育率均远低于2.1的世代更替水平。而法国、瑞典等国家通过系统性支持，全民托育、长产假、住房补贴，将生育率稳定在了1.8左右。

东亚的逻辑是：先奋斗，再享受福利；而欧美的逻辑是：先有保障，再谈奋斗。

在福利制度设计上，中日韩同样存在着明显的短板。东亚三国的保障体系仍然以“缴费型”为主，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有限，尤其是对灵活就业者和农民工群体。韩国的国民年金制度缴费比例高，但未来支付能力受人口结构的挑战，预计在2055年耗尽；日本公共养老金虽然覆盖很广，但替代率下降，2022年65岁以上老年人的相对贫困率高达19.6%。

北欧国家的生育支持更为系统，全民免费托育、超长带薪产假、住房补贴、教育免费。生育不再是单个家庭的“牺牲”，而是社会的共同责任。

德国“双元制”职业教育让年轻人不必都去挤高考的独木桥，也能获得体面的收入；法国的“35小时工作制”和每年五周的带薪休假，保障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

这些制度的背后，是一种不同的国家哲学：社会不是经济的附属品，而是发展的目的本身。

四、经济奇迹背后的代价

可以说东亚三国的发展路径，既有历史的必然，也有文化的惯性。

我们都用三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的百年之路，创造了经济奇迹，却也为此付出了高压力、低生育、强内卷、弱连接的社会代价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路径锁定。

日本正在尝试改革“过劳文化”，推动远程办公和性别平等；韩国年轻人用“辞职潮”和“低欲望生活”表达对系统的疏离与抗议；中国也在探索“双减”“保障性住房”“育儿支持”等新的路径。

或许，真正的出路并不在于直接复制欧美模式，而是在东亚的文化土壤上，长出一种全新的现代性：既能保持勤奋与秩序，又能容纳松弛与多元；既能尊重家庭，又不绑架个体；既能追求发展，又不忘人的尊严。

我们不需要成为别人，只需要让普通人活得更有希望。

毕竟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，不在于有多少的高楼大厦，而在于它能否善待每一个普通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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