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刘知趣,作者:刘知趣,头图来自:AI生成
2023年,Netflix上线的韩剧《黑暗荣耀》爆火,讲述了一名校园暴力受害者多年以后精心策划复仇的故事。剧情之外,更令观众深思的,是其背后所暗藏的社会情绪,压抑、隐忍,以及长期积累的愤怒。
而在日本,NHK镜头下的多部纪录片,揭示了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困境:大量非正式雇员与中年女性在就业歧视、育儿重负与社会保障缺位的夹缝中艰难维生;与此同时,许多老年人即便一生努力工作,在养老金微薄、医疗支出高昂的现实下,仍然难逃“老后破产”的命运。
这些日韩的文化作品,无论风格如何迥异,似乎都在共同指向同一种社会状态:“努力就能成功”的叙事正在失效。个体在庞大的社会结构中深深的无力感。年轻人面对高房价、职场内卷、高昂育儿成本时的退缩与迷茫,以及传统家庭观念与现代生存压力之间的剧烈撕裂。
东亚似乎正走在同一条发展路径上,一条表面繁荣、内里焦虑的现代性之路。
一、压缩式的现代化发展
东亚三国的发展,有一个共同的底色,那就是“压缩式现代化”。
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韩国社会学家韩相震提出,后来被广泛用于分析后发国家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,集中完成工业化、城市化、教育普及和社会结构转型(中产崛起)的过程。日本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实现了经济腾飞,韩国在1960年代至1990年代创造了“汉江奇迹”,中国则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启了持续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,2010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相比之下,欧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更为渐进。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中期,社会有充足的时间逐步建立劳工制度、福利体系以及工会力量。美国19世纪末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,但直到1930年代“新政”时期才构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。
简单来说,欧美社会的“软件”——制度、文化、心理,有足够的时间匹配经济与技术这些“硬件”的发展。
而东亚三国,走的是“先上车,后补票”的路径。经济一路狂奔,但社会保障与调节机制相对滞后。
日本在1980年代形成了“终身雇佣制”与“年功序列制”,虽然稳定了战后秩序,却也导致了职场僵化以及性别不平等。韩国在朴正熙时代推行出口导向战略,催生了三星、现代等大财阀,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持续压缩。中国依靠“土地财政+制造业出口”实现了经济增长,但在大城市,房价收入比持续攀升,地方债务压力不断加大。
劳动保障的差距尤为明显。日本早在1987年就将“过劳死”(Karoshi)正式认定为工伤,此后政府多次修订《劳动基准法》。但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2年统计,全年仍有超过2000人因为过劳申请工伤赔偿。
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,2023年15–29岁的青年失业率为7.3%,非正式就业占比超过33%。曾被称为“三抛世代”(抛弃恋爱、结婚、生育)的韩国青年,如今已经演变成了“五抛世代”(再抛弃住房和人际关系)。
在中国,年轻一代在一趟高速的列车上喘不过气,正流行起“躺平”“45度人生”,在卷不动和逃不掉之间反复横跳。
反观欧美,尽管也存在着贫富差距与青年焦虑,但社会安全网更为厚实。以德国为例,政府为失业青年提供了大量的职业培训、实习补贴和住房支持,2023年青年失业率稳定在了5.8%。
北欧国家更是通过高税收高福利,将生育、教育、医疗成本社会化,降低个体压力。瑞典法律规定父母共享480天带薪育儿假,2023年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.71,远高于东亚水平。
这种“压缩式”发展还带来另一个独特的现象:代际期望的错位。
在日本,泡沫经济时期成长起来的父母普遍相信“努力就有回报”,他们将这一套信念传递给了子女。但当年轻人步入职场,却遭遇了终身雇佣制瓦解、非正式雇佣增加、房价高企、晋升缓慢,“奋斗叙事”崩塌,这种“预期落差”引发了强烈的心理失衡,让许多年轻人陷入了价值感的虚无。
欧美社会对“成功”的定义则更为多元。美国虽然也强调“美国梦”,但也接纳“平凡的人生”。一个人可以当蓝领、开小店、住郊区,只要生活稳定,就不会被认为是失败。
很多国家甚至将“不工作”视为一种生活方式,比如西班牙的慢生活文化、意大利的“dolce far niente”(无所事事的甜蜜)。
二、儒家文化圈的制度惯性
东亚三国还共享一个深层次的文化基因:儒家传统。
这一体系强调孝道、勤勉、秩序与集体责任,曾在工业化初期提供了强大的动员能力。但当经济增速放缓时,这套逻辑便转化为了个体的压力。
在欧美国家,个人价值更多是由自我实现来定义。一个人可以选择不婚、不育、不买房,只要活得自在,社会不会过度评判。但在东亚社会,“成家立业”常常被视为人生必经的仪式,否则就是“失败者”。
这种观念,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反复出现。日剧《逃避虽可耻但有用》里,女主角选择“契约婚姻”,表面看是女性自主,实则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妥协;韩剧《我的解放日志》里,三兄妹在首尔打拼失败后返乡,却被邻里视为是“没出息”。
“孝道”文化也带来了经济与情感的双重负担。在东亚,父母通常要为女承担买房首付、结婚、子女教育等巨额支出。这种代际转移支付不计入GDP,却是中产生活的重要支柱。而子女则要背负起“出人头地”“光宗耀祖”的家族期待,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家庭契约。
这种模式在经济上升期尚可维系,但在下行期极易崩盘。当房价达到一个家庭年收入的六七倍(首尔甚至达到17倍)、青年失业率攀升、生育成本动辄百万,系统便很难继续维持下去。
欧美的代际关系更为松散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,只有约20%的年轻人在购房时获得了父母的资助。欧洲的许多国家,子女成年后与父母关系更像是朋友,而非责任的绑定。法国甚至“父母不帮买房”被视为独立的象征。
此外,“面子文化”也在进一步加剧内卷。东亚的成功是被高度符号化的,住在哪儿、开什么车、孩子上什么学校……都会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尺。于是,哪怕收入有限、身心俱疲,表面也要“撑住”。
欧美社会虽然也有阶层分化,但对“低调生活”的包容度更高。德国甚至存在着“隐形富豪”的文化,富人故意穿旧衣服、开小破车,避免被征更高的税。
除此之外,儒家文化还塑造了独特的“集体主义”心理。日韩职场强调“团队精神”“服从上级”,个人意见常常被压制;在中国,“合群”“懂事”是非常重要的品质,否则很容易遭受到排斥。
这种文化在工业化时代有助于效率的提升,但在知识经济时代,却很可能抑制创新和个性化发展。相比之下,欧美更鼓励批判性思维、个人表达和试错精神,这一点也在硅谷的创业文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三、发展优先大于保障优先
中日韩的另一个共性,是国家长期奉行“发展主义”逻辑:经济增长是最高目标,社会政策要服务于经济效率。
日本在战后通过“增长第一”的战略实现了复兴;韩国在1960~1980年代推行“五年计划”,将资源集中于重化工业;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GDP增速长期作为地方政府的核心考核指标。
在这样的大框架下,个体被视为是“发展单元”,需要努力工作、买房消费、结婚生子,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扩大内需、稳定社会。但当个体陷入困境时,公共支持又往往滞后。
以生育政策为例:日本从1994年推出了“天使计划”,30年累计投入50万亿日元,但2023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.20;2023年,韩国生育率已经降到了0.72,全球最低,政府提供每个孩子最高1亿韩元的补贴,然而收效甚微。中国2021年放开三孩,多地推出了育儿补贴,但“生得起、养不起”仍是普遍焦虑。
联合国《世界人口展望2024》数据显示,东亚三国生育率均远低于2.1的世代更替水平。而法国、瑞典等国家通过系统性支持,全民托育、长产假、住房补贴,将生育率稳定在了1.8左右。
东亚的逻辑是:先奋斗,再享受福利;而欧美的逻辑是:先有保障,再谈奋斗。
在福利制度设计上,中日韩同样存在着明显的短板。东亚三国的保障体系仍然以“缴费型”为主,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有限,尤其是对灵活就业者和农民工群体。韩国的国民年金制度缴费比例高,但未来支付能力受人口结构的挑战,预计在2055年耗尽;日本公共养老金虽然覆盖很广,但替代率下降,2022年65岁以上老年人的相对贫困率高达19.6%。
北欧国家的生育支持更为系统,全民免费托育、超长带薪产假、住房补贴、教育免费。生育不再是单个家庭的“牺牲”,而是社会的共同责任。
德国“双元制”职业教育让年轻人不必都去挤高考的独木桥,也能获得体面的收入;法国的“35小时工作制”和每年五周的带薪休假,保障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
这些制度的背后,是一种不同的国家哲学:社会不是经济的附属品,而是发展的目的本身。
四、经济奇迹背后的代价
可以说东亚三国的发展路径,既有历史的必然,也有文化的惯性。
我们都用三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的百年之路,创造了经济奇迹,却也为此付出了高压力、低生育、强内卷、弱连接的社会代价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路径锁定。
日本正在尝试改革“过劳文化”,推动远程办公和性别平等;韩国年轻人用“辞职潮”和“低欲望生活”表达对系统的疏离与抗议;中国也在探索“双减”“保障性住房”“育儿支持”等新的路径。
或许,真正的出路并不在于直接复制欧美模式,而是在东亚的文化土壤上,长出一种全新的现代性:既能保持勤奋与秩序,又能容纳松弛与多元;既能尊重家庭,又不绑架个体;既能追求发展,又不忘人的尊严。
我们不需要成为别人,只需要让普通人活得更有希望。
毕竟,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,不在于有多少的高楼大厦,而在于它能否善待每一个普通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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